暴高房价已经成了扎在中国大多数民众脚底板上的一大块玻璃，别说走路，能站稳都算不错。整个社会对这两个字已经极度敏感。前几天穆麒茹委员“钉子户也导致房价上涨”的言论刚刚招致一片舆论痛斥，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样也是房地产企业“总”级人物的黄文仔先生又被媒体“揪”住，他的观点是“房价高其实没关系，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形成良性循环，这样对大家都有利”——同样骂声一时如潮涌。

　　是公众不懂市场规律而一味留恋计划经济时代的免费福利吗?是年纪轻轻就赶着当房奴的白领蓝领们，太虚伪太愤青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这要看对高房价如此庞大的反对群体，是不是真如开发商出身的政协委员所述，整个社会群体都进入到了“都有利”的“大家”之列。

　　中国的老百姓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住房商品化的。相反当初在国家大力推行时，民众都抱有理解和期待的心态。谁都羡慕那些买了商品房，从住惯了单位筒子楼里搬出去的同事们。那么，是什么把这种理解和期待转变为情绪化的对抗呢?

　　是打着“市场化”旗号的不负责任的垄断狂欢，是太多灰色、黑色甚至血腥色的厚颜无耻的掠夺侵占。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在于其促进人类公平和理性，而博弈力量完全不对等、市场议价机制严重扭曲以及制度的不道德合谋，只能积累越来越深重的被剥夺感，产生越来越多经济兼精神层面的双重奴隶。这使多数人对这个荒谬的“过度商品化”彻底丧失了信心。

　　也许在此次遭到诸多非议的两位政协委员看来，商品房嘛，愿买愿卖，价高者得理所当然，国家还能收税，哪里不公平了?然而即便我们不考虑房地产业普遍存在的如违法圈地、违规开发、强征强拆、偷税腐败等问题;即便我们不考虑开发商一边力挺高房价(如黄委员)，一边强压高成本(如穆委员)的“甘蔗偏要两头甜”的混乱逻辑;单从“商品房”暧昧的市场角色分析，这房价高得也极不正常，极不公平。

　　为什么目前许多城市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售房与租房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常的价格比例?为什么房价飙升地区反而空置率更高，出现了那么多沉睡物业、沉睡小区甚至沉睡城区?“炒房”，听起来很自由也很市场，甚至还有“全世界都对北京房子有需求”这样国际化的学者观点做支撑。不过，全世界还对美国石油储备有需求呢，却没见山姆大叔开仓放粮或者请君做客。倒是听说不少中东客高价卖了石油，又大手笔在中国买房伺机牟利。台湾人在上海买房，香港人在深圳买房，韩国人在北京买房，全世界的富人和赌徒在中国买房……那么中国人呢?去五环去郊区去县里，去挤更穷更望房兴叹的人们，完成这个“货币驱逐”的残酷怪圈。

　　还有更为庞大的“洗钱”推力。据2007年6月14日《广州日报》崔宇先生的文章，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主持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总和比现有数据多出4.8万亿元(可视作“灰色收入”)，相当于GDP或国民总收入的26%。这就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高房价时代，还是有那么多“低调”购买者表现得一掷千金豪气冲天;娃娃房主、二奶别墅现象透露的是怎样一幅权势扭曲市场的图景，已经非常清楚。

　　这样的购房者“买”的是什么?美其名曰“商品房”推销给公众的又是什么?恐怕不单单某种市场“需求”那么简单吧。通过垄断稀缺的住房(这种稀缺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有人为制造的成分)，而实现对多数人现实和未来利益的强硬瓜分，这才是房价问题上最应该大白天下的问题。

　　中国以近14亿人口之巨来完成城市化目标，不考虑住房(实际是土地占有)较为公平的配置，是不可想像的，也是罔顾基本人权中的居住权的。甚至说得极端一点，很多普通大众已经被从法律上剥夺了在荒野或大街上搭个窝棚的权利，“容身”不仅是个人之需，而且也是社会之责。这就是全社会为何对捂楼、炒房如此反感的经济和道德起点。消费者看到了市场的癫狂之处，而无力改善之，这是舆论痛骂开发商出身的政协委员的“言论”的最根本原因。